农民的超低养老金得不到解决，城市的超低生育率也就得不到解决；看似是对眼前的社保节流，实际上也是对未来的人口节流。

QQ截图20220905143634.png

需要明确一个概念：抚养比。大到国家，小到家庭，它们的抚养比都可以用老人小孩人数/劳动力人数来计算。得到的抚养比越大，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严重。一个家庭的劳动力人数是有限的，它能承担的抚养比也是有限的，能够供养的老人小孩总数就是有限的。

对父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的年轻人来说，如果家里老人得到的社保过少，实际的老年抚养比就要更高，这就进一步压缩了留给家庭增加少儿抚养比的空间。用大白话说就是：家中父母得不到理想社保的这部分年轻人，总体上一定会偏向于少生。

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城镇化率差异很大，这意味着城市中有很多需要通过市场化手段补票上车的后来者，他们的负担已经很重。如果给这些后来者套上更高的老年抚养比，那么再鼓励他们生育二孩三孩就完全是事倍功无。

单是强调增速一致不仅会保持比例上的差距，还会加大绝对量的差距。考虑到必不为零的支出，仅是增速一致必然会使城乡老年群体的贫富差距加大。再考虑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养老金在代际间的“转移支付”，实际上就是再次加大了先来者群体和后来者群体的贫富差距，结果就是部分大城市已经出现的超低生育水平，后来者为了尽量降低家庭的总抚养比越来越倾向极端少生，占到先机的先来者却也并没有多生到能够补上缺口。